专家：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2020年，上海将迎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阶段性考核。为护航金融中心建设的冲刺，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政府在2月14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学术副院长严弘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就《意见》全文进行了解读，此前，严弘曾参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课题。按照要求，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严弘表示，目前不管是从市场交易规模，还是金融机构的集聚程度、金融工具与产品的创新等方面分析，均已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严弘称，从内容上看，《意见》的背后反映了两大基调：一是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这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组成部分；二是金融机制体制改革的深化，尽管过去二三十年我国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国际标准相比，仍有差距，机制体制改革需求较为迫切。

　　他还提到，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2020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间点，达成初级目标仅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阶段。未来，需向纽约、伦敦看齐，打造以人民币为基础的成熟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承前启后的2020年

　　第一财经：2020年是上海完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的阶段性收官之年，如何理解这一年的意义？从国内外环境分析，在当前时点，上海正面临着何种挑战与机遇？

　　严弘：2020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十年前国务院正式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到国家战略层面，如今，上海金融市场已得到了长足发展，不管是从市场交易规模，还是金融机构的集聚程度、金融工具与产品的创新等方面分析，都已基本达到预期。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逐步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的过程，目前，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还有待提高，未来应对标纽约和伦敦，打造更加成熟的金融体系。

　　从区域上看，上海、纽约、伦敦正好处在三个不同的时区，上海金融中心不仅仅要服务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应该辐射到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打造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跨境金融服务优势。

　　关于上海如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内形势方面，目前正处于抗击疫情特殊时期，但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整体发展并未产生较大影响。换个角度去想，可看做是一次压力测试，对整个营商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等体系，都是很好的检验。通过这样的压力测试，也可以帮助上海认清短板，然后找到解决方案。国际形势方面，当下的国际政治环境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通过加强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可进一步与世界经济融合，达到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发展。

　　两大基调：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体制机制深化改革

　　第一财经：就《意见》而言，有哪些亮点？对于相关内容的落实，你有何建议？

　　严弘：从内容上看，《意见》十分全面和详细，从各个方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有力的支持。而30条措施的背后更是凸显了两大基调，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组成部分；二是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金融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体制机制提出了更多挑战，因此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有其迫切性。

　　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方面，“积极推进临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一大举措下面例举较多，尤其是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上，如便利新片区内跨境人民币的结算业务、探索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试点、试点开展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等。

　　《意见》还特别提到，要发展人民币利率、外汇衍生产品市场，研究推出人民币利率期权，丰富外汇期权等产品类型，这实际上是为将来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的进一步开放做准备。因为一旦人民币更加国际化后，汇率波动可能更加剧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的充足就能对参与跨境投融资和贸易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帮助，同时也会保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平稳推进。

　　另外，《意见》鼓励更多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是非常有利的措施。在目前出口受影响的情况下，吸引更多资金进入中国市场，可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平稳性。

　　在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意见》特别强调了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鼓励金融创新，探索更为灵活的金融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在具体措施上，《意见》提到了要研究提升与国际金融市场法律制度的对接效率，允许境外机构自主选择签署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中国证券期货市场(SAC)或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衍生品主协议，相当于进一步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

　　再如，在临港新片区内，试点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支持商业银行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用于对相关项目进行股权投资，相当于推进直接融资等。如果新片区一些试点措施在未来能够得到认可和推广，那么这也将促进我国整体金融行业的发展和体制机制的改革。

　　关键在政策的稳定性和便利性

　　第一财经：在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最关键在于什么？鼓励外资机构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还需注意哪些方面？对境内的金融机构将有何影响？

　　严弘：从《意见》中可以看到，目前上海在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这一过程，我认为最关键的在于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外资机构展业的便利性，这也正是外资机构最为关注的因素。

　　以往，外资在境内开展业务会受到一定约束，与中资机构的监管限制也不太一致。此次《意见》则特别强调，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内外资金融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就目前来看，这方面还存在不少改善的空间。比如，外资开展不同的业务时，可能每一项业务都需要成立一家单独的公司；再如，外资机构在跨境数据共享方面及在上海打造全球的资金管理平台方面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通常也是外资进入中国的困难所在。未来，可以考虑在临港新片区试点放开，然后再逐渐推广。

　　另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分析，外资机构的进入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而言，总体上还是具有正面影响。很多外资机构基本上是长期投资者，更看好中国的长期发展机会，对市场的价值发现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它们的管理模式和投资理念对中国的投资机构也有借鉴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资机构的进入也会倒逼中资机构改善服务质量、改革管理模式等，对整个市场而言，是一种共赢。当然，也会有人担心像某类外资机构的进入会给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对此，我认为，最主要还是取决于市场结构是否能保持自身的稳定、是否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这也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所必须具有的品质和信心。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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